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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觉此生未整人。”党内高干能做出“微觉此生未整人”这一结论的,恐怕很少吧?曾彦修:是的,说来说去,我一生唯一无愧于天地的,是没有整过人。我们这么多运动,从1951年的“三反”整干部起,几乎几十年天天整。比方说反右派以前有个肃反运动,我就是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组长,整过哪个?你去单位去问。不但没整人,我们单位第一个给戴文葆去疑,就是我主持的,我负责任,戴文葆结论是我写的。后来反我右派,也没哪个说我包庇反革命。没人敢讲这个话,把戴文葆弄清楚,在全国有代表意义,到现在,全国好像公认戴文葆是特别好的编辑,他什么都能编,什么都能干,全心全意投进去,是一个永久的模范。在我当五人小组审查的时候,第一个就是把对戴文葆的怀疑彻底推翻。戴文葆难到什么程度?陆定一当时是十人小组组长,中央抓反革命的第一号人物。在政协的一个什么会上,陆对王子野说,王子野啊,你们那里一个特务,你们怎么不动?王子野说,有这个说法,还没有什么证据,我们抓紧审查。我到宣传部去开会,当时有个会议,有部外二三十个人参加,主要是大单位跟大学的党委书记。一天陆定一又点我的名了,他说你们那里戴文葆是特务,你们为什么不动?我说我们在抓紧审查他,审查出来他的问题要专门作报告。所以人家搞肃反是搞出一大堆怀疑的,我是去掉无据的一切怀疑对象。我现在已经92岁半了,说不定今天晚上眼睛一闭就死掉了。如说谎话,死后不被人骂死?我在上海写了三十个工人的结论,那个四清工作队的主要队员都是工人,解放以后表现好的积极的工人。我们过去对工人盲目崇拜,一问及历史,什么国民党,三青团,什么CC,什么特务,他们全部都根本不知道,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政治。我说那你们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有什么意见,对日本人有什么意见。他说日本人统治嘛,要我们敬礼,这个吃不消。我再问蒋介石呢,他们就说蒋介石的统治,后来嘛,买个东西要一堆钞票。就是1948年物价上涨,东西买不着,这个对蒋介石不满意。对于政治都不知道。这个厂的人事科长,是一个女同志,人好得不得了。但光是这个装订车间,怀疑对象的“材料”就是搞了这么厚的三十本。我是右派,开始我不能参加,他们讨论我可以参加,他们讨论完全不着边际,我就插话,这个是怎么样的,这个事情没有,组长跟上面汇报了。我们的任务重得很,有三十个人要详查。后来全部交给我了。交给我了我就全权负责。我们这个工程队队长就是马飞海,出版局长,副队长也均是老党员。从此以后,我就天天干这个事。有几个人就变成我的合作伙伴了。其中有工人,也有两个知识分子。最后审查的结果,这三十个人,一个也没有问题,什么问题也没有,有的人还非常之好,有一个人是我们指定的两百村长,敌人要粮食,他夜里走二三十里路回根据地请示,不给要杀头的,就给一点。还利用敌伪命令把敌占区的废铜烂铁都收,收了以后,你把最坏的交给汉奸,把普通的统统交到根据地。就是这么个村长。还有一个假冒新四军,假冒共产党员,这个更复杂了。我跟陈落同志商量,说我们去听他讲,历史从头到尾详细地讲一遍,怎么样参军的,怎么样南下的。我说,他真的假的一听就知道了,我们听他讲,我一听就知道差不多,某些地方说了,我说这个地名你说错了,这叫什么桥?这个叫黄桥,不是你说的那个什么王桥。我说我也走过这个路,(其实我没走过,)我没走过但我知道啊。新四军走哪些地方,一听,几乎没错。我和陈落同志跟上面汇报,说是真的,可以肯定是真的。但是他说他当过一个师长——南下的时候师长,我们解放后江阴炮台的司令的警卫员。工作组内的工人同志们说,中国这么大,这到哪里去找这个师长啊。我说这个师长一问就知,中央组织部有,国防部办公厅有,总政治部全有。一封信去调查全有。但是我们工作队没有资格发这个信,发了他不理你。我说通过出版局党委写封信给市委组织部,市委组织部再把我们的信转到总参,或者总政等,就会知道。调查信一转去以后,就来了一封回信,他的师长回的。那个师长急得要命,他说这个是我的警卫员,他说到了上海不回来,我们派人几次去找他,他是新四军,是党员。结果我们没动他。这样一个情况,你说叫我们一个普通的工人干部,他怎么懂得去审查人家,怎么懂得这些方法。所以我们发动群众去动一个老干部,发动中学生,发动大学生,去斗一个留美学生,你怎么斗法嘛,当然是乱斗,你根本没他的经历嘛,你斗的方法都不对,只好打闹。 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曾彦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报人和出版人之一。青年时代投身延安,身份从中共宣传部门高官、报社与出版社社长跌落至右派分子,再在古稀之年成为研究苏联崩溃历史的学者,一生波澜起伏。所以这种事情再不能搞了,靠发动群众斗那些历史比较长的,比较复杂的科学的、工程的、文艺的干部,那要闹笑话。延安就闹过笑话,抢救的时候,有些人斗一个留日学生,他说我们去看电影。斗他的人便问谁给你发的票,我的天老爷,我买票看电影,问谁给你发的票。在延安,你要看个戏,看个电影,当然是组织上发给你,不发票你就看不着。斗人者是从山西的某个小县到延安的,所以他就不知道,在中国大城市,还可以买票看戏看电影这些东西。因此可以说坐汽车,坐火车,他都认为是国民党的特务给你发的票,你说这样查下去怎么得了。这种事情以后还干不干,我不能保证,因为不准在文字上批评这些事情。以后绝对不能让没有常识的人,去干那些复杂的事情。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事件是怎么回事,根本不知道过去的历史,根本不知道国民党、甚至日本人是怎么回事。这三十个人,我全部写书面的结论,我说我负责到底,现在我可以写一本小册子,对每个人我记得清清楚楚。当时规定了,我去跟他们谈话,右派问题是不宣布的,这个不能对群众讲的,人家以为我是党员。那个支部书记,是绝对忠于党的。我跟她谈,她说不要谈,不要谈,说你把我开除党籍好了。我说某某某同志,有那么简单,我找你还谈几次干什么?我说,你的事情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,我说你不要怕。她有一个问题脱不了手,什么问题?就是1962年,经济困难,全国有个精兵简政,工厂也好,单位也好,都要一些人回到老家去。在工厂、机关里,就回到街道,归街道办事处,减少国家的开支。如果是病人,经过医生检查,在一年之内不能够复工,就要病退。有一个女工是肺病,经过医院检查,两三年看不好,最后要医生签字病退。医生不愿意签。这个女支部书记,就是大胆,她就代医生签。这个文件拿出来以后,单位的人一看,这个字迹怎么像这个支部书记的。然后就说去调查,去了开始是个女大学生,说档案没有。我觉得这调查太一般,不深入。又建议一个女工去。这个女工比较仔细,文化不高,我说这种事情,医院讨论病情的档案是内部的,这档案只有上级来检查才给你看,一般不给看。你要想办法,向他们说明原因,要看这个内部讨论档案。后来医院果然查了内部档案,结论是:这个人两年之内病恢复不了,上不了班。但是这个签字呢,医生不签,她签。我们了解这个内幕以后,我说,某某某同志,上面这个字有人说有点像你写的。她又骂又哭,你们开除我好了,你们枪毙我好了!我说你静一下,要是那样的话,反复谈干什么呢。我说,“已经调查过了,你呀,不知高下,医生不签,你就代他签了。”她说:“你们都知道了?”我说都知道了,所以我说你安心了,像今天这样激动可不行,不然你回去休息两天也可以。我说,你没有事了,其他的什么作风,态度不好,这些问题慢慢做点自我批评吧。我就是这样子把这三十个人的问题全部搞清,每一个结论都是我写的,也是我签字的,我们工作队里面还有一个专门管审查历史的人,不知是哪里来的,水平相当高,结果草稿都给他看,他都同意,所有三十个人他都同意。还有上海搞装订作坊的一个小老板,说是反动资本家,四清的时候还要给他加帽子。我说我去找他谈。我说张老先生,我说你怕什么?我不是来整你的人,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我。他还是怕,他妻子也在厂里,吃不下饭。我又找他妻子单独谈话,我说你几天吃不下饭不行,你先要吃饭,身体重要。她发现工作队首先关心她健康,不是骂她,她就流眼泪。人都是有良心的,我说,你们家究竟怎么回事?你丈夫说不清楚,他怕我。我说,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,有些事情要想了解一下情况,谈了半天我就问她,我说,1948年你都干了些什么事?她说有几个二十几三十来岁的住在我们楼上,那时候抓人抓得很厉害。我问住了多久?她说恐怕住了十来天。她说有困难。我说什么困难?她说我要每天买菜,买米,我们一天买的东西,平常就是我们老两口吃,今天来了几个壮丁,两三个,就增加一倍还不止呢,我只好偷偷地买。我一听很吃惊。这话不是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造得出来的。她说还有麻烦的,我说什么? 因此她说我倒马桶都偷偷倒,怕人家看见。两三个壮丁每天多了个马桶。这话一讲,我已经觉得,这不是个五十几的老太太能够造假的。我说你还做了什么好事统统讲吧,她讲有捐钱之类的。这下子我回过头来我就找那个老头子。我说你怕什么?我说你做的那些好事为什么不跟我讲?他说什么事?我说,你们家里在国民党大逮捕的时候不是有人住过吗?他说有啊,我说叫什么名字,是怎么回事?说了一遍。我记下了,回来我就跟组里讲。组里的工人同志说:“上海那么大,到哪里去找啊。”我说,如果那两个是党员在他家里避难的话,现在他就不是两个普通党员,他现在就是区里市里的干部。我说到市委组织部,到市总工会调查,上海当时地下党员有多少,在工人里面干些什么,去市总工会一问,立刻就有答案了。一个人在浦东什么厂当党委书记,一个人在什么厂也是领导,一调查,都是事实,他说我们是党员,在他家避难。所以作为一个反动资本家,说是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。一调查,是解放前拼着危险救我们两个地下党员的人。我又不信佛教,但我有个慈悲心肠,你说我有什么高的水平,没有。无缘无故地说人家是反动派,什么根据?因为在延安说我是特务,所以我对人就特别小心了。人家冒着危险救了两个共产党员,解放以后一直当反动分子来处理,这叫什么名堂。我一生最印象深的,就这件事最重要,不是一个人,而是几十个。他们当时毫无办法的,在我来讲,确是小菜一碟。拿着材料一分析,怎么调查,怎么估计,有什么了不起的,有什么困难的。所以讲我“微觉此生未整人”的话,我不怕,明天就闭眼睛,我相信没有人会找出例子反驳我。没有那么多敌人了怎么办?就整自己人,整一些老革命,老进步分子。这叫什么话。今天究竟是不是接受了教训?有些人根本没有接受教训,一天到晚想整人。四清,到处清出了一大批特务、反革命,哪个是?我也不怀疑其中有个别。那么为什么人民出版社1956年内部“肃反”清查了二十多个人,都搞清楚了,没一个反革命,没增加一个怀疑对象,反而把一些人弄清楚,其中主要是戴文葆。我把戴文葆弄清楚,我对得起全国的出版界,他是全国出版界的旗帜人物,第一届韬奋奖的得主就是他。所以我一生最得意的事情,是两件,也可以说一件。戴文葆那还算不了,主要是上海,就工厂里面给三十个工人,把他们的怀疑,什么特务,什么汉奸,这一类的怀疑全部解除。反思一辈子,没害过人,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,很大的幸福。我这辈子没有贡献,就是没害过人。我死了,不管马克思、阎王爷责问我都不怕。共产党啊,应该建立道德标准。而不是建立整天斗争这个人,一天到晚叫人家去检举,这是降低民族的道德水平啊。所以叫人整天报告这个,报告那个。为什么右派那么多,反革命那么多,还不是报告出来的,他对我们讲过什么什么坏话,他对我讲过哪一句话,其实也没有什么,运动来的时候,就把人家打成反革命,打成右派。一次运动增加几个怀疑对象,最后到了文革,除了江青、张春桥几个人以外,全国无好人。 欢迎点击进入《大师》访谈汇总页 版权声明:本实录欢迎转载。敬请全文转载并注明文章来源:腾讯《大师》访谈录。1 2 3 4 5 6 7 8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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